摘要

战后,欧洲情境主义思想家们对功能性主导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方式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本文通过对此类批评的分析和对情境主义者康斯坦特“新巴比伦”的城市空想的介绍,引出了关于城市生活与城市空间形态关联性的讨论。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同样也会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组织,本文在基于城市个体的高度自主选择的概念假设之下,描绘了一种根据个人选择产生的个体和集体并存的社会结构,也提出了一个自下而上产生的聚落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理想模型。

Abstract

The Situationsts in Europe had criticized the functional-based Modernism urban planning method incisively after World War II. By the analysis of these critic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ew Babylon” , which is proposed by the Dutch Situationist Constant Nieuwenhuys, this article aims to open the discour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reality and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Meanwhil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also able to affect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is sense, based on the hypothetical thinking of the high level individual autonomy, this article also depicts a spontaneous society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individuality and collectivity, as well as an idealistic model of the bottom-up aggregation and the spontaneous city.

关键词

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城市生活,个体选择,自下而上, 社会和空间形态

Keyword

Modernism urban planning, urban reality, individuality, bottom-up, social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和讨论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希腊雅典召开会议时提出了作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大纲的《雅典宪章》,第一次明确提出“居住、工作、交通与休闲四大活动是研究及分析现代城市设计时最基本的分类”。宪章认为“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城市规划方案,与区域计划、国家计划整个地配合起来”,并且“必须制定必要的法规以保证其实现”。[1]

《雅典宪章》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城市的功能分区,宪章中强调,通过对四大功能对应的城市空间形态进行控制,会形成良好的城市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可以自动地解决城市中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促进城市的发展和进步。现代主义先驱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于1935年提出的“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构想在当时可以说是这种功能分区主导型城市规划的典范(图 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急于恢复城市建设,《雅典宪章》迅速成为现代主义建筑师和规划师重建城市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虽然《雅典宪章》中也提出了“对于从事于城市规划的工作者,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是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2] 要求以人的尺度和需要来估量功能分区的划分和布置,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考是建立在功能分区和静态规划格局基础上的一种机械联系。荷兰情境主义艺术家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批判了这种现代主义的城市设计方法论,他认为这种狭隘的功能主义和机械的方法论缺乏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复杂因素的考虑,比如城市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然而,功能性和美学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依然被作为城市规划的决定性因素,康斯坦特尖锐地提出,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方法已经不适用了,因为这种功能性分区主导的规划方法是一种忽视社会文化背景的通用设计手法。[3]

盖依·德波(Guy Debord)提出,资本主义文化促进了原本非参与性的城市化的发展。德波和一群国际情境主义(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左翼作家们认为战后的迅速重建直接导致了现代主义规划方法的漏洞百出,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被过度组织化的支离破碎的对象和客体,而城市生活本身却痛苦地缺席。情境主义者们充满激情地认为城市和社会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与城市社会生活相关的实验性行为模式,捕捉那些被现代生活所忘却、忽略和被压抑的真实瞬间;通过强调每日的生活体验和过程,在现代城市中还原一个真实、愉悦、没有被异化的生活场景。在这里,人的自由度被放大,城市中人的选择、社会行为被最大化地考虑和还原,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成为限定城市空间和建筑的新原则。情境主义者们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的概念,倡导利用所有的艺术门类和现代技术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市环境,而这个环境与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之间将存在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与此同时,欧洲的建筑师和学者们也敏锐地意识到左翼思潮中对“人”的存在的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选择和生活以及这种自由和自治之下形成的社会城市形态,逐渐成为了战后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千篇一律的强烈批评和抵制抗衡。于是,围绕这一趋势和今后可能的社会模式所展开的讨论,比如乌托邦和异托邦、都市和游牧、个人和集体等话题变得日益热烈,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康斯坦特认为,总的来说,城市居住空间需要同居住者的个人需求相适应。[4] 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复杂性也导致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它暗示了创造另一种社会体验,另一种社会时间,另一种社会存在感和另一种规划的可能性。对比来看,现代主义者们在经济规律和功能理性主义的驱使下,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创造出来的单元生活空间中,忽视了个体和群体偏好的差异。进一步说,在现代资本运转模式下,城市规划作为在物质和空间层面的工具性投射,不可避免地朝向功能的等级化和碎片化方向发展。因为在缺乏考虑城市居住者的实际日常生活之下,这些为了特定的商品消费目的而统一规划的空间被同质和抽象了。于是,在1956年,康斯坦特发起了他的城市空想——“新巴比伦”。

 

新巴比伦

康斯坦特特别强调了该空想城市模型是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并且反映了他对于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的判断。康斯坦特将“新巴比伦”描绘的世界形容为“另一个城市的另一种生活”。[5] 在那里,人们完全从规范、形式和常规习俗中解放出来,消解了所有的内外压力,也没有任何固定的家庭和社会义务。“新巴比伦”描绘了一个社会形态的图景,它来自于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个体自由的渴望,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社会和集体的需求,“新巴比伦”将会是一个社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自动吻合的、完完全全集体化的社会。

“新巴比伦”是由很多具有不同功能的分区相互连接而成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结构,这个宏伟的空间建筑网络通过支柱与地面固定(图2)。所有居住、消费、娱乐及工业生产等空间被架高至空中,留出地面作为交通和公共集会的空间。康斯坦特设想这种空间网格由极轻的建筑材料构成,并且多层交错地覆盖在整个地面之上,空间网络的顶部可作为停机坪、绿地、广场和运动场加以利用。除此之外,“新巴比伦”还设想了可以人工控制的环境,不同的空间可以有不同的特质,采光、色彩、气候、环境等都可以根据人们的情绪和意愿变化。“新巴比伦”勾勒了一个连续、灵活、流动的空间,是一个在驱逐了功能实用主义之后而寻求变化和游戏的城市(图3)。

“新巴比伦”的概念摈弃了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城市建筑,通过恢复个人对周围环境的选择和参与来界定社会空间。它代表了城市空间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城市现实,它是一个想象中的实体。另一方面,“新巴比伦”用其所倡导的“游牧城市”这个激进的城市生活概念代替了现代主义的城市。现代主义城市中的功能主义、美学判断、物理交通等实用主义原则被极大地消解,图景化的现实不再存在,相反,个人的自由选择和日常生活却直接形成了城市空间(图4)。

 

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1935

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1935

 

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新巴比伦”,1956

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新巴比伦”,1956

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新巴比伦”,1956

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新巴比伦”,1956

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新巴比伦”,1956

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新巴比伦”,1956

 

自发城市的概念模型

情境主义者们的构思背景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城市模式的批判,而在现代城市构建中,功能至上和机械教条主义也成为被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们普遍攻击的目标。然而,批评者们对个人自由的空想式推崇和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若即若离,并没有让这种思潮升为成引导城市发展的准则。以“新巴比伦”为例,康斯坦特强调了个人化(individuality)的生活空间和集体化(collectivity)的城市组成,但是并没有充分提出这种个人和集体共存的可能的社会结构;他强调了未来的理想化的分配模式(distribution),但是并没有指出可以支撑未来城市的相应的生产方式(production)。

通过改变城市的方式来改变我们自身的环境,这是对城市资源调配使用的作用结果,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来自于重塑城市化进程中的集体力量。其中最有意义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创造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自身的——个体自由。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必然会带来生活行为的改变和城市结构的变化,如今,“人”作为社会中独立的个体,当其自由度和解放度越来越高时,城市空间将会面临怎样的发展可能性?今后的城市将何去何从?

为此,2011年笔者在贝尔拉格建筑学院参与了由维尼·马斯(Winy Maas)带领的名为“无政府城市”的研究小组,试图在一个极端纯粹的讨论框架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层面对自发城市的理想组织模型进行概念探讨。

该自发城市发生在一个虚拟的背景下:研究选取了一个1 km2的区域作为模拟场地,场地中有河流、树林等常规性的自然条件;假定这个区域是一个未被开垦的、没有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主导因素和外力影响的地区,人们从已经衰落的城市陆续搬来此处居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年中,场地内人口逐渐从初始的100人增加到最终的20 000人,研究小组用数据统计的方法来模拟人口密度增加之后场地内生产和消耗的平衡。本文略去统计学的研究和模拟部分,笔者希望阐述的是,在一个享有高度个人自由的社会前提下,人类群体可能出现的自发社会形态,以及该形态在人口密度大幅度增加之后的转型,还有更重要的,即因应这种动态的个体-群体行为和社会形态的变化所产生的城市空间结构。

研究小组划定了相应的时间段落来模拟场地内的变化。在最初的6个月,居民们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在场地内定居下来,对居住点和居住方式的自由选择,导致初始的定居点随机分布并且无组织,场地内无明显聚落空间。在之后的6个月,随着迁入的人口越来越多,居民之间出现了互助的邻里关系和物品的交换、交易现象,虽然社会结构依然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但是场地的空间分布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集中性趋势(图5)。

从1年到5年的这段时间,是聚落结构真正成型的时期。人口持续增长给社会和自然资源(比如土地、住房、食物、能源、医疗卫生、安全等方面)带来了压力。因此,在社会生产方面,农业和手工业的协作、能源的统一开采和分配逐渐成为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方面,因为土地紧张和协作需要,导致居住点逐渐开始集中,聚落慢慢形成直至公共社区完全出现。居民们以完全集体化或半集体化的方式发展聚落空间,并以此方式共享农业、能源、教育、医疗卫生和安全防护。此时,交换和贸易活动越来越自由,不仅发生在个人、家庭之间,更多的时候也发生在社区和社区之间(图6)。

从5年到20年的时间,集体和半集体的聚落将再一次面临人口增长高峰,住房的巨大压力使得集合住宅开始涌现。这种持续的加密最终导致了聚落生长成为更大更高级的结构——城市开始出现。由于过剩的人逐渐涌向交换和贸易点,导致贸易点趋向于集中化发展。蓬勃发展的贸易点互相竞争、兼并,在数量减少的同时各自的规模也开始扩大,于是新的城市的中心逐渐在这些基础设施和贸易中心处发展成熟(图7)。在社会生产方面,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专业细分,而这种细分也更加壮大了需要集中操作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和社区,同时也使得其他类型的社区在行业细分中被逐渐消解,分裂为小规模的邻里和个体,回归到相对自由和个人化的状态,新的社会系统由就近贸易体系——一种地域性的经济模式来主导(图8)。

自发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依靠传统社会和城市中自上而下的指令,或者单一的经济发展原则主导。相反,它描绘了一种根据个人选择产生的个体和集体并存的社会结构,也提出了一个自下而上产生的聚落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理想模型。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集体的决定不是来源于某一类决策团体,相反,它是社会化、经济化和技术化的综合结果。这种概念模型不但可以运用于一个从零开始的全新城市的建设,也可以作为当代城市扩张模式另一种可能的尝试。在当代城市设计和城市扩张规划中,功能区域、交通干线、城市中心和人口规模通常会被预先确定下来,作为规划和衡量各项因素的静态指标。与传统城市设计相比,自发城市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不是一个根据城市功能进行定位分区的静态预先决策性规划方式,而是由自主选择的、自发产生的、自行生长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因素所主导的城市发展策略,它是自治的、动态的、变化的。

 

贝尔拉格建筑学院,“无政府城市”(Anarcity)——最初阶段,2011

贝尔拉格建筑学院,“无政府城市”(Anarcity)——最初阶段,2011

贝尔拉格建筑学院,“无政府城市”(Anarcity)——第二阶段,2011

贝尔拉格建筑学院,“无政府城市”(Anarcity)——第二阶段,2011

贝尔拉格建筑学院,“无政府城市”(Anarcity)——第三阶段,2011

贝尔拉格建筑学院,“无政府城市”(Anarcity)——第三阶段,2011

 

自主选择的尝试

2011年在荷兰的阿尔梅勒市(Almere)的 Oosterwold,MVRDV建筑事务所完成了一个名为Almere 2.0的城市设计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在自发城市的自主选择层面,就其实现的可能性做出的一种有限制的尝试。

Almere始建于1976年,是一片填海造就的新城,该新城最早的规划目的是为了解决荷兰西部省份,尤其是阿姆斯特丹都市圈的住宅短缺问题。“文化多样性”是Almere城市发展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更多样性的住宅样式、工作机会和城市人口的复杂成分正在把现有的同质化因素迅速打破。为了加强这样的“多样性”,MVRDV在Oosterwold城市设计项目中采用了“自主选择”的概念:建筑师统一制定上一个层级的规划,比如相关的基础设施分布、道路系统、河流走势、人口密度分布、可能的商业中心等,允许将来的居民们在这个预先确定的基本城市框架的基础上,有自行选择居住区域和住宅大小、形状样式的机会(图 9)。

这是一种动态的规划选择机制,建筑师提供一系列相关参数的表格,比如地块面积、形状、区域等来定义各个地块的可能形态。根据已选结果和剩余土地空间的大小,规划规则会在剩余土地面积减小的时候持续地自我更新和改写。初始规划中只有一级道路,在大部分土地被居民们选定之后,次级道路系统和人行系统才会慢慢随着地块边界的确定而出现。另外,每一个地块不仅仅是居民个体选择的结果,同时也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居民们在稍大面积的地块内可以自己进行小规模农业生产、饲养家畜,还能够利用风能获得足够的能源(图 10)。

在这个项目中,建筑师没有回答如何更高效地利用土地,如何平衡在某个时期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用户需求冲突。然而,这种城市设计策略最小化了传统规划过程中的等级次序,并且最大程度上给予了未来居民们自主选择的自由。虽然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但是这些限制不是潜在的规则,而是一种简单的双方协议,居民们在选择自己私有财产的同时,也在改写着该地区的社区结构和城市空间。

在当今的城市和社会发展现实情况之下,完全、纯粹的自发城市几乎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城市的发展毕竟受政策、经济、资源、建设、社区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制约。当下社会中,社会资源分配、基础设施建设等决策性活动仍然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来很好地执行,等级化依然会长久地存在。然而,随着社会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和诉求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社会结构也会因为个体自主选择的加强而逐渐产生变化,许多新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消费方式也会慢慢涌现。这种变化最终会从各种角度渗透到如今已经发展成熟的城市设计模式中去,从而形成一个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替代物。以Almere 2.0项目为例,新城的发展和项目本身就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要求,因此在本质上,完全的自发性已然不复存在。然而,在限定了适用于现实城市设计的基本框架(基础设施、道路系统等)之后,自主性的概念被灌输到一个较小的尺度下发展,居民通过对其生活方式和私有财产的选择,在不经意之间也改变了城市规划设计布局和城市社会结构。这也是自发城市的概念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权宜的尝试与探索。

 

Planning of Almere2030, MVRDV

Planning of Almere2030, MVRDV

Planning of Almere2030, MVRDV

Planning of Almere2030, MVRDV

 

参考文献

[1] Le Corbusier. The Athens Charter. Grossman Publishers, New York, 1973.

[2] 同上

[3] Mark Wigley. Constant’s New Babylon: The Hyper-Architecture of Desire. 010 Publishers, Rotterdam,1998. p.131.

[4] 同上

[5] ‪Constant, ‪Mark Wigley, ‪M. Catherine de Zegher. Another City for Another Life: Constant’s New Babylon. Drawing Center, New York,1999

 

注:本文发表于《城市建筑》2014年01期。

自发城市 SPONTANEOUS CITY | 2014 | RESEARCH研究, WORKS工作 | Tags: